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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菲利普·罗斯为原型,这部小说书写了无处不在的“不对称”

在第一个故事里,权威男作家与年轻女助理,是男性与女性、导师与学生、权力场域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不对称。这是西方与中东、全球化秩序的中心与边缘、不同肤色和族群人类之间的不对称。《不对称》2018年,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被美国人誉为一场“文学事件”。这一部分故事,部分取材于哈利迪与罗斯的真实经历,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哈利迪20多岁时曾在文学代理社担任助理经纪人,与菲利普·罗斯相逢,并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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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一个故事里,权威男作家与年轻女助理,是男性与女性、导师与学生、权力场域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不对称。这是西方与中东、全球化秩序的中心与边缘、不同肤色和族群人类之间的不对称。《不对称》2018年,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被美国人誉为一场“文学事件”。这一部分故事,部分取材于哈利迪与罗斯的真实经历,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哈利迪20多岁时曾在文学代理社担任助理经纪人,与菲利普·罗斯相逢,并展开浪漫关系。《垂死的肉身》《不对称》可谓是对《垂死的肉身》的呼应和颠覆。另一道伤疤把他的腿从鼠蹊到脚踝等分成了两截。写作是爱丽丝对埃兹拉的隐秘反抗。

宗城

想象一个年轻女人和以菲利普·罗斯为原型的作家处于不对等的关系。在男作家构建的故事里,女人机灵、乖巧、遵循于兼具父亲与导师身份的作家的引导。女人想写一个和自己经历完全无关的故事,但老作家自信地说,你应该从自己的经历入手,否则很可能会失败。

而在女作家的小说中,她虚构出了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。一个年轻的美国白人女性助理编辑,写下一个关于美籍伊拉克裔男性经济学家的故事。

在第一个故事里,权威男作家与年轻女助理,是男性与女性、导师与学生、权力场域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不对称。

在第二个故事里,伊拉克裔男性因出生在国际航班上,拥有美国国籍,他随父母在美国生活,言行举止与一个“新美国人”别无二致,但在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下,他在英国海关被反复盘问,最终被拒绝入境。这是西方与中东、全球化秩序的中心与边缘、不同肤色和族群人类之间的不对称。

想象这两个故事,被放在一本书里,这本书不仅是作家之书,也是作家对于书写话语权、写作中心本位的微妙质问——这就是莉莎·哈利迪的处女作《不对称》。

以菲利普·罗斯为原型,这部小说书写了无处不在的“不对称”

《不对称》

2018年,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被美国人誉为一场“文学事件”。在第一部分故事里,25岁的白人女助理编辑玛丽·爱丽丝,在街头被70岁的普利策奖得主、男作家埃兹拉·布雷泽搭讪,随后展开一段地下恋情。整个故事以冷静的手法处理,我们对玛丽的心理活动知之甚少,但处处可见埃兹拉的风趣、幽默、好色、自恋、衰老与对衰老的恐惧。这一部分故事,部分取材于哈利迪与罗斯的真实经历,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哈利迪20多岁时曾在文学代理社担任助理经纪人,与菲利普·罗斯相逢,并展开浪漫关系。有趣的是,哈利迪还给罗斯看过这本小说,罗斯回复:“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功。”而哈利迪回应小说与现实的关系:“当然,爱丽丝生活的一些细节和我本人的有所重合,不过很多情节是小说虚构。菲利普最清楚,写作就是这样。”

时值Metoo运动,又是老作家与女文青的韵事,而罗斯当时承受着“厌女”的指控,罗斯自己写过一部《垂死的肉身》,就曾以老少忘年恋为引子,阐述自己对于爱情、死亡、衰老、政治、宗教等问题的理解。讨厌罗斯的人斥责其为男作家自恋之书,赞美者则认为罗斯不仅在冷峻地剖析别人,也在解剖自己,他在一步步凝视一具衰老的肉身如何死去,对于性爱的渴望最终归于生命的平静。正如罗斯自己评论马拉默德时的话语:“悲伤地记录人类需求的互相冲突,需求遭到无情抗拒——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减低——被封锁的生命痛苦挣扎着,渴望所需要的光明、鼓舞和一点希望……”

以菲利普·罗斯为原型,这部小说书写了无处不在的“不对称”

《垂死的肉身》

《不对称》可谓是对《垂死的肉身》的呼应和颠覆。此书一经出版就引发轩然大波,《纽约时报》将它列为年度十大图书,《华盛顿邮报》称其为“一场坠入兔子洞的未知之旅”,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此书列入年度阅读清单。

但这部小说也不乏争议。许多人认为它名不副实,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,豆瓣也有短评认为,这部小说“也就比一般美国畅销小说好一点”。

这本书到底成色如何?为什么同样一本书,会引起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?带着这样的好奇,我细读了这一本《不对称》。而当我读到小说最后一部分时,耳边萦绕着书中这一段对白:

“你在写这个吗?我们的事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在写什么?”

“其他的人。”

我们究竟能够跨越出身、性别、族群、政治、国界的藩篱互相理解?这是《不对称》真正想要探讨的问题,为了探讨这一问题,作者设计了一篇匿名纪实小说、一篇思想小说,以及一篇需要结合作者经历和第三部分访谈来共同理解的元小说,三个文本互相串联,构筑了一个结构精巧的解谜游戏。

这部小说分为三部分:愚蠢、疯狂、埃兹拉·布莱泽的《荒岛唱片》访谈。第一部分是老作家和年轻女助理的故事,作家的原型是菲利普·罗斯,女助理是第二部分小说的创作者。第一部分是用全知视角结合女助理爱丽丝的内倾视角讲述的。叙事者不拖泥带水,她在讲述二人关系时主要用动作和对话,具有镜头切换感的场景处理,有些部分会让人想起尤多拉·韦尔蒂、约翰·契弗或者雷蒙德·卡佛的处理手法。

莉莎·哈利迪的小说,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语感。知识分子忘年恋,很容易写得油腻。文人那点陈皮烂谷子事,说多了腻味,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写的文人故事,如果变成“全世界女人都爱我”,或者“整个世界都亏欠我”,就容易落入落魄秀才小说的俗套。

以菲利普·罗斯为原型,这部小说书写了无处不在的“不对称”

莉莎·哈利迪

而哈利迪的文人故事不具有陈腐气,她淡化了文人自恋的描述,取而代之的是冷静、手术刀般的叙事口吻,如同清凉的夏夜附着在小说的肌肤上。

我很喜欢第一部分一些很有生活味的场景:

“星期六那天,下着雨。爱丽丝坐在卫生间的马赛克瓷砖上,正努力地用黄油刀旋紧坏掉的马桶座圈,这时电话响了:未知号码。”

“她拿出自己的钱包:一只磨损严重的棕色皮质男式钱包。一张刮刮卡,花一块钱买的,面值也是一块。一支润唇膏。一把梳子一个钥匙环。一个发卡。一支自动铅笔。几枚硬币。最后是三枚卫生棉条,被她攥在手心里,像是三颗子弹。”

写性爱很见一个作家的刀法,看一个作家写性的部分,也是甄别优秀作家和平庸作家(此处村上春树和贾平凹不服)的讨巧办法。性爱可以有很多种写法,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癫痫症、热病发作的眩晕流写法(从男女性事能引申出十页哲学与宗教学思考),也有像普鲁斯特这样细水长流、宛如病中贵族在春梦中回忆旧事的粉色牡蛎流写法,还有像乔伊斯写日记那样的泥石流写法,但最要命的,是用一堆陈词滥调来描写一场自恋的性爱。而《不对称》堪称“事后流”,它写性,但主要写的是“性事以后”或者“性的中场休息”。

又一次,他们该做的都做了,并且没把床弄乱。

隔着毛衣,他把手分别放在了两只乳房上,就像是在按她的静音键。

“这只大一点。”

“哦。”爱丽丝不太开心地低头看了看。

“不不,这并不是什么缺陷。世上不存在完美对称物。”

“就像雪花?”爱丽丝试着举例。

“就像雪花。”他很认同。

一道粉色的伤疤沿着他的胃往上一直延伸到胸骨,像一条拉链。另一道伤疤把他的腿从鼠蹊到脚踝等分成了两截。还有两个伤疤在他的屁股上方摆成了一个淡淡的抑扬符。这些还只是正面的。

老作家和年轻白人女性的故事,很容易写得轻浮、自恋,但《不对称》处理得既不轻浮,也不浅薄,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,这种分寸感的基础,在于作者莉莎·哈利迪严肃地对待笔下的人物,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女编辑,她都没有美化或丑化,而是给他们匹配了适合的腔调。这部小说,意义是其次的,最迷人的是它的口吻,一种若即若离沉浸其中有一个抽身观看自己的腔调。这一点其实让我想到去年阅读的《海边的房间》。

在第一个故事里,爱丽丝被埃兹拉发现自己在偷偷写作,并敷衍说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只是街上卖热狗的穆斯林小贩时,着急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这样的细节,可是记住的读者,只要读到第二部分主人公的身份,就会恍然大悟,作家写的根本不是陈词滥调的老作家与小女生恋爱故事,而是借由嵌套小说的方式,来探讨两个仿佛没有答案,又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问题——

1、不对称的人与人是否有可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?

2、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不对称,我们又该如何与不对称共处,如何面对因意志力薄弱而产生的自我谴责倾向?

写作是爱丽丝对埃兹拉的隐秘反抗。第二个故事是打在老作家观念上的一记耳光,也是爱丽丝试图证明——一个人有可能理解另一个人,哪怕是她完全陌生的人的处境。

然而,第二个故事的结尾,又让这种理解走向一种更深的悬置——当形象宛如美国二代公民的伊拉克裔依然因为出身问题、肤色问题而被英国海关扣留,当巨大的不对称,依然隐藏在全球化、普世价值温情脉脉的话语里,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倡导的包容、理解,又藏匿了多少无法消弭的血色暗痕?

这是一个暗流汹涌的文本。第一个文本有门罗的感觉,不紧不慢,隐藏机锋,看似使女性形象单薄,其实藏了一个个小切口,留给敏感的人观测那汹涌的暗河。第二个故事,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笔触,是可见的好、谋篇布局的精巧,从角色设计到叙事推进,都透露出叙事者的野心。这是一个争夺叙事权的过程,是权威与挑战者的暗中较劲。

埃兹拉与爱丽丝,他们这段关系的张力在于,他们不仅是权力关系、情感关系里的对位者,也是老年与青年的互相对望。在接受采访时,埃兹拉提到,自己和每一任对象相处,都像“养女儿”一样,他的控制欲,隐藏在绅士的情话与甜蜜的教导里。有趣的是,埃兹拉越告诫爱丽丝不要写什么,爱丽丝笔下的故事就越写到。比如,他告诫爱丽丝不要讨论政治,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人物,但第二个故事恰恰关于政治,恰恰是一个看起来爱丽丝不会感同身受的题材。

埃兹拉越是彰显他的控制力、就越反衬他在年纪上的衰老、身体上的朽败。他们的做爱很忧伤,哪怕是再有情调、再默契的吻合,都流淌着一种若即若离和忧伤的感觉。哪怕是再默契的两个人,都有对方无法观测的沟壑。

埃兹拉与爱丽丝的关系并不只是占有与被占有,实际上,他们都在观看彼此,都在凝视彼此的脆弱性。他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,承认自己的自私、敏感、伪装、双重标准,害怕被打扰,又盼望他人能把目光对准自己。他们是镜子,是标本,是导师,也是观测彼此不对称的一个微缩胶囊。

他们都具有自我探索的特点,也都敏感于日常中看似普通又尖锐的细节。

比如爱丽丝:

有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派对,某个编辑的退休送别会,结束后她和一个版权部的助理睡了。他们确实用了安全套,但是它在该出来的时候却留在了爱丽丝里面没能出来。……“它去哪儿了?”爱丽丝问,低头看向两人中间的幽暗峡谷。她的声音听起来稚气又天真,仿佛这只是一场魔术,而他随时会从她的耳朵里变出一只新鲜的套子。

然而,完成魔术的人是她自己——独自在卫生间里,一只脚踩在新欢的马桶座圈上,屏住呼吸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勾起手指在湿滑肿胀的深处摸索。之后,尽管知道这样并不能消除所有可怕的可能性,她还是躺进浴缸里,用她能够忍受的最烫的水灌洗自己。

而令我反复回味的,除了爱丽丝对自我的观测,还有作者借由爱丽丝看的信息,对于女性身体、女性生命历程的观测。那是一种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,却具体存在于每一个女性生命里的——日常的磨损与暴力。

恰如书中提到诺贝尔奖对于凯尔泰斯·伊姆雷的授奖词,说他“坚持书写作为个体的脆弱经验,以对抗历史的野蛮与专横。”

于是,小说特意花了一页半篇幅,事无巨细描绘了女性移除胚胎的过程。而这是男性常会忽略的事情之一,男性与女性日常经验的不对称——对于痛苦感知的不对称、对于宏大与渺小界定的不对称,乃至基于不同身份,所产生的文学书写和历史叙事的不对称,加重了个体认知世界的偏见、撕裂,乃至自说自话的氛围,但对于这种氛围的破除,不是在于建立统一的观念,而恰恰是回到对于“不同”的看见,对于“不对称”的包容。

在其中,文学乃至整个人文领域所强调的“感受”“共情”,乃至“逻辑”“独立思考”“批判和自省的能力”(很多人以为文学是感性,但艺术常常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),都是非常重要,但在公共讨论中日渐缺少的品质。

《不对称》处处透露着小机巧,如果我们把封面设计也作为创作的一部分,那么从《不对称》的封面,到目录,再到人物的叙事和角色转换,其实都暗含着机巧的不对称。例如在书的第三部分,埃兹拉接受采访,认为把小说角色硬生生“楔进彼此的生活”太过刻意,不如让他们道路平行,我们经由想象潜入他人的生活,超越“出身、特权、天真”,而在埃兹拉与爱丽丝实际相处时,他并未真正超越特权,也没有真正理解爱丽丝对于书写的渴望,而是渴望控制并塑造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爱丽丝。

而在第一部分中擅离职守的阿马尔·贾迈利,实际上也和第二部分的叙事者“阿马尔”有着微妙的联系。第二部分的一些自我解剖式的句子,未尝不是指向第一部分的爱丽丝,甚至作者自己:

即便是那些靠想象维生的人也将永远受困于一个终极的限制:她可以把镜子照向任何一个选定的对象,以任意一个她喜欢的角度——她甚至可以把镜子举起来,不让它照到自己,以便更好地去自恋化——但还是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:她总归是举着镜子的那个人。而且你看不到镜中的自己,可不代表别人也看不到你。

所以,这是一部充满了小机巧的小说,作者运用了草蛇灰线的笔法,来描绘了我们周遭无处不在的不对称,但最终,这本书更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确信的自己。

爱丽丝与埃兹拉的博弈,既是一个在文学上弑父与解放的过程,也是她在压抑境地里,摩擦出创造之火的证明。这种隐秘、禁忌、隐忍的关系不只有压抑,对她而言,其实还有一种暗暗较劲的滋味。所以,这是一本七绕八绕又始终陷于迷雾的小说,它对这一类人有一种击中的诱惑,但是对于不喜欢这种风格,觉得作者的设计过于直白和野心毕露的读者,他们从《不对称》里读到的可能只是厌倦和不适。

到头来,这本书引起的反馈也是不对称的一部分。而我们所能做的,不是要对方接受自己,而是理解但不屈从于这差异而不对称的世界。

责任编辑:臧继贤

校对:施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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